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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彪:疫情将使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发生战略收缩 ——关于疫情与经济全球化的四个问题

发布时间:2020-04-20


1、疫情暴发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有多大?中国供应链受到的影响又有多深?


疫情对全球供应链和中国供应链的冲击与影响,可以从疫情发展的三个阶段来看。


第一阶段:从世卫组织宣布将疫情列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PHEIC),中国国内企业全面停工停产开始,很多人认为这次疫情是全球供应链“去中国化”的压力测试。1月30日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在接受福克斯电视台专访时声称,中国的新冠疫情“有助于制造业回流美国”。这个阶段一是中国供应链受制于疫情,发生物流受阻和劳动供给短缺,使企业出现停摆现象;二是全球供应链受制于来自中国的中间投入品短缺,如汽车零配件的短缺使一些跨国企业投入品供给紧张。但是这个时期因为跨国企业有一定的库存备货,总体上并没有很在意。


第二阶段:由于中国疫情阻击战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胜利,中国企业全面复工复产,但同时由于疫情向全球蔓延,美欧日韩一些全球化运作的大企业出现停摆。这阶段中国供应链的问题,从供给端转向供给与需求两端:不仅来国外的的订单需求减少,而且中国企业为复工复产所需要的进口原材料、中间品等也遇到了困难。


第三阶段:就是疫情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和走向。目前人们担心的是疫情后全球价值链(GVC)是不是会发生大面积的、普遍的脱钩与断裂的问题。这个是担忧,目前还不是现实。不过也有一种乐观的观点认为,现在中国是全球供应链中的安全港湾,全球金融和产业资本将大面积流向中国。


具体看这次疫情对中国所处的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冲击和影响,可以主要看三个方面:一是进口产品受阻影响国内产业链,可能主要是日韩欧疫情影响中国中间产品进口;二是外部市场萎缩,出口受阻,主要是受疫情影响严重美欧国家市场;三是全球产业链在疫情中和疫情后的重组变化。具体会有多大的影响,现在还无法准确评估,但是不妨碍我们要提早做好应对准备。


本次疫情最大的影响,实际上是可能会打乱中国在过去出口导向战略下建立的长期的GVC生态。这对深度嵌入GVC分工的中国制造来说更需要高度警惕。中国深度嵌入GVC的现状,使中国的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远超自身的体量。中国是GVC的核心节点,出口产品中的中间品占比相当高,根据“世界综合贸易解决方案”(WITS)数据库计算,中国2017年GVC的参与度就达到60%以上,全球近200个经济体从中国进口商品,其中中间品在全部进口中的占比平均达到21.7%(中位数)。所以处于全球供应链中的中国零部件供货企业,如普遍出现不能及时生产供货或供货不足的现象,会导致产业链下游企业的供给成本急剧上升。如果疫情拖的时间周期比较长,跨国公司就有可能会把订单转向东南亚、中南美地区,或者重新建设供应链。如果这样,那么中国企业的GVC地位就可能发生动摇。



2、政府应该怎样帮扶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以维护供应链稳定?中国企业又该如何应对供应链中断?


从稳定经济的角度看,政府主要可以在宏观、产业和微观三大方面采取一些援助政策,前者集中在创造更为宽松的经济环境上,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后两者则应强调针对个体的具体性和精准性。


在贯彻中央意图上,现在全国各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帮助制造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尽快复工复产的优惠政策,如苏州在全国率先出台了帮扶中小企业的政策。这些政策集中在保企业生存、保企业现金流,在银行信贷、最低工资发放、降低社保缴纳标准、房租减免和延期缴纳、相关税费退还和减免等方面。


但政府在援助中小微企业时应该注意:一是要保证这些政策的传导最终要落实到实体经济上,不能阻塞在虚拟经济领域变成资产炒作;二是要注意政府能力不是无限的,有些中小微企业被各种冲击淘汰也是正常市场行为,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能救得活;三是反过来看,疫情其实对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也是一个机会,如线上销售、线上教育、游戏娱乐、服务外包、居家办公、视频会议等等,都会得到前所未有的加速发展。


我国中小微企业规模巨大,吸纳就业人数多,虽然灵活多变但抗风浪能力差,是最需要得到政府援助的主体。由于中小微企业所处行业不同,运作的产业链不同,所依赖的市场不同,因此总体上来看,还是需要根据企业嵌入的全球产业链性质、供应链的具体情况分门别类进行精准施策。


对那些深入嵌入特大型企业供应链的中小微企业,由于后者实力雄厚、平时受国家支持力度大,同时受疫情影响程度小,因此复工复产复销顺利的特大型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应该响应政府号召主动当好产业链“链主”,及时给纳入其供应链中小微企业以订单和货款,帮助其共同渡过难关。


对那些深度嵌入GVC的出口导向的中小微企业,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工人到不了岗,而是缺少来之国外采购商的订单。根据疫情发展态势,政府可以鼓励和支持这类企业尽快采取产品多元化和市场多元化战略的转型,开拓新的国外市场;鼓励企业发展与国内价值链、产业集群之间的联系,多采用线上营销推广方式,如现在的网红带货销售,就活跃了一大批中小企业。


对嵌入较长产业链的中小微企业,与所嵌入的产业链较短或直接面对消费者的中小微服务企业,援助调整的政策应该是有所区别的,重点应该援助后者。本次疫情表面上好像对消费者服务业冲击最大,其实最需要关注的是对制造业中的中小微企业的影响。这是因为,制造业的产业链比消费者服务业长,供应链中因某些环节的订单取消、停摆或暂时性断裂,将出现“长鞭效应”现象,从下向上的波动需求会被无限放大,从而冲击整个产业和相关产业。同时,很多消费者服务业的刚需一直存在,疫情只是让线下需求变成了线上需求。这与劳动密集型的中小制造企业和出口企业面对订单消失的困境很不同。


对于众多与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关系不大的企业,救助政策取向应该转向重点为中小微企业创造优良的营商环境,如发展各种为其服务的网络营商平台等。此次新冠疫情客观上可能催生我国企业信息化和互联网化的新一轮发展,5G技术推广应用加强了这种可能性。对此建议:(1)将政府对5G的相关投资在本年度再度加快和提前,既可以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同时为广大企业信息化创造基础设施条件。(2)提倡互联网巨头运用云计算等信息技术,为中小企业免费或低价提供在线办公、在线学习等工具,提高中小企业在疫情阶段灵活工作的效率,同时进一步提升中国经济体系的信息化水平。



3、受疫情影响会使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发生哪些变化?


这次疫情的冲击使人们看到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的脆弱性,过去支持这个体系不断深化和泛化的纯经济学思考并不牢靠。


首先,这种分工格局下,一旦出现像新冠肺炎这种大面积的疫情冲击,要产业链的“链主”即总龙头担负起协调不同生产环节和生产区段的任务,其协调成本便要趋向于无穷大,甚至根本不可能完成。


其次,这种分工在信息网络技术的支持下,在全球范围内精心设计和安排了采购与运输物流体系。但是为了避免未来再次遭遇措手不及的窘境和大规模损失,企业建设的供应链系统会要求更加体现自主性和可控性。这样会使企业始终保持一定的生产剩余和配置上更加靠近国内,更多选择以短期利润换取整个系统韧性的行为。


第三,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一些国家政府支持经济全球化的开放的基础。过去经济全球化可以得到各主要国家政府的大力支持,主要是因为大家都认识到这样可以寻求到全球化的共同利益。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各国对经济全球化的怀疑态度和倾向,封闭取向、种族歧视、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兴起,加上这些年贸易摩擦和冲突不断,逆全球化浪潮选择民族孤立而非全球团结,动摇了经济全球化的政治基础。


据此,疫情后将面临跨国企业全球化战线的战略收缩、政府维护全球化的政策资源减少、国内民众内向化等等倾向,意味着过去由西方发达国家跨国企业主导的GVC会在未来若干年中发生猛烈的规模缩减、范围缩小和形式变化。


虽然这种战略重组的具体情况我们现在还无法清晰地描述,但是基本的方向还是可以预测的。如疫后关于重要原材、零配件、中间投入品尤其是医疗医药等产业的GVC,跨国公式可能会就此搬迁回本国,以形成政府和社会所要求的自主可控的国内价值链(NVC);再如一些供应链容易受突发事件影响的GVC布局,可能就不可能像过去那样集中与某一区域,而极有可能是分散布局在全球各个主要国家,以规避可能的风险。


还有,美国、日本等国家将会抛弃主流经济学把增长与创新分割开来的传统,吸取数次世界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强调了生产制造过程以及把它与创新结合起来的重要性,强调了制造业及其政策在创新和现代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纠偏过去“去工业化”的错误的经济政策,加速制造业回流本国。


不过,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西方发达国家想立刻就建成独立的供应链来替代中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可以做到的事情。中国的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仍长期存在,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加强。根据一些国际性机构的报告和我的实地调研看,外资并未因为本次疫情而改变对中国的投资策略。其中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由客观经济规律决定的。各国的生活水准不同导致生产成本不同,进而导致产业结构不一样,违反经济原则的产业回流,把一些缺乏比较优势的产业布局在生活成本和营商成本很高的发达经济中,也就必然无法长久。因此我们可以断言,疫情可能导致一些国家引导产业回归,最后只可能是少数产业链或者部分产业环节的回归,而不可能是全部产业链的整体迁移,因为这不符合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原则。从这意义上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将中国产业链撇开或替代。同时,经济全球化趋势仍是不可挡、不可逆的,只有在某些方面可能会出现逆全球化的现象。中国接下来要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特别是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开放降低营商成本,增大对外资的吸引力。



4、推进长三角一体化的“施工图”对我国应对全球化变局、形成世界级产业集群优势和提升全球价值链位势产生怎样的作用?


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推进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一体化协同发展,是中国应对可能的逆全球化趋势的重要的战略思考和操作手段。这种区域一体化发展,将通过消除“碎片经济”特征,逐步构建出中国的统一超大规模市场,更好地把出口导向型全球化战略转型为基于庞大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用我们自己的市场吸收全球先进生产要素,发展创新经济。


长三角一体化的“施工图”在中长期政策方面,有利于加快构建基于全球产业链集群的国内价值链和沿“一带一路”的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因此要加快这一区域的统一市场建设,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和地区贸易壁垒,以新基建建设高科技产业所需要的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发挥东部发达地区对其它地区的发展引领作用。要进一步加强长三角地区与东北经济圈、中西部地区的国内价值链的建设,鼓励形成更多的国内经济循环和联系,适度替代全球价值链弱化的负面效应,发挥国内经济的韧性和超大规模市场的调节作用。


尤其要加快全球产业链集群在长三角地区的建设。疫情后,从西方国家对全球化的态度以及跨国公司这次的反思可以推演,全球产业链将在纵向分工上趋于缩短,在横向分工上趋于区域化集聚,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降低全球供应链因产业链过长、区位分布太散而导致的产业发展不确定性,抵御未来各种外生的突发风险。这一趋势与我国沿海地区地方化的产业集群加入全球价值链的倾向高度一致。在本次疫情中,我国企业的复工复产受影响最小、最有竞争力的也是这些全球产业链集群。为此,要在全国最有条件的长三角地区加快先进制造业世界级集群建设步伐,增强其国际竞争力。


转自:长江产经智库